历史已经多次证明，任何一场社会运动，如果不是一种导致其发生的社会条件都已基本具备的、水到渠成的自然现象，它就不会成为一场真正的社会运动，而只是一次有着某种潜在目标的运动假象。
这一年，农协银行的不良贷款率为3．4％，远低于同期韩国银行平均8．0％的不良贷款率。此外，韩国农协还通过媒体广告等手段扩大公众对农协保险的认知。
进入 赵俊臣 的专栏 进入专题： 金融 。（8）其他经财政部核准办理的业务。一些人不赞成农民成立农会、不同意农会办金融的另一个理由，是所谓的允许农民成立农会、允许农会办金融，就不利于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中国害怕农会办金融将扰乱金融秩序，而日、韩、台农会办金融的实践证明：不但不会扰乱金融秩序，而且会稳定农村金融秩序。政府是国家机器，是包括农民在内的国家公民授权的统治者。
为解决农村金融服务具有的客户分散、贷款数额小、贷期短、成本高、风险大等世界性难题，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省推行农协办金融的模式，实践证明是一条行之有效的好经验。二是农协与党、政府保持既联系、又相对独立的关系日本农协既是农村合作经济团体，又与执政党、与政府保持千丝万缕的联系。按照原理来说，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就是进一步推进外汇形成机制的改革，实现其市场化
外向型经济无可争辩地仍是苏州的第一性经济。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进入专题： 苏州模式 。再后来搞改制，把集体所有改给管理层，就像现在的MBO(管理层收购)一样。苏州市统计局综合处处长卢宁提供的数字则显示，2005年，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在江苏排名第一，农民人均纯收入位列全国第一。
这是典型的‘只长骨头不长肉。在一片赞誉声中，这可能是对苏州模式或曰苏州经验最刻薄也最引争议的评价。
苏州市委政研室主任陈楚九说，小康不是政府的自娱自乐，而是要看老百姓的感受度。一切模式都不过是发展途中的一个路标。而苏州市委农村工作办公室的卢立则更多地从实践者的角度分析问题。扩大就业是基本渠道，创业是根本，社会保障是底线。
头发花白的陆咸摇摇头。随后一年的一号文件则是《关于促进服务业跨越发展的决定》，提出5年内使全市服务业增加值翻两番。但单强认为，外界对苏州模式早期的乡镇企业阶段一直持比较正面的评价，而外向型经济模式则从一开始就备受争议。他认为，通过外资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存在着制度性缺陷。
一些变化在近年开始发生。而同等的人均GDP规模，上海人均收入2万多元人民币。
苏南模式必须改制，但是那样改是错误的。另一方面则是为了保持持续的增长。
在他看来，乡镇工业恰恰为随后外向型经济的起飞奠定了基础，也继而在外企的带动下，有了今日苏州民营企业的初具规模。昔日苏州乡镇工业的辉煌至今仍令陆咸心醉。在苏州模式产生、演变的过程中，陆咸更多的是扮演了一个研究者的角色。此言一出即在网络上引起波澜。即使在人均GDP只有1000美元的重庆，城市人均收入也达到了8000元人民币。虽然贬损苏州并不是第一遭，但当此话出自拥有经济学家头衔的重庆市常务副市长黄奇帆之口，分量或许不同。
即使一些IT产业，实际上也与研发、设计无缘，装配工人多从事的是简单重复的装配工作。只长骨头不长肉的苏州模式，正被学界和民间拉下神坛，并在接受非议的同时开始变革只长骨头不长肉。
毫无疑问，让老百姓分享到经济发展的收益，是政府无法回避也不应回避的责任。2004年以来，富民强市被改成了富民优先。
而有数据表明，在1999年到2003年间，虽然苏州人均GDP增幅近20%，远远高于国内31个大中城市10%的平均水平。苏州工业园区职业技术学院院长、苏南问题专家单强博士说。
苏州大学苏南研究院院长任平说。王旭章抛出了问题：谁来自主创新？当富民成为运动一个巧合是，苏州模式发生变化的2003年恰恰也是外界对苏州的质疑甚嚣尘上的年份，政府对民营经济和创新经济的力推显然是意有所指。但对于这座以一个地级市的身份，2005年GDP居全国各城市第四，工业总产值居第二，实际吸引外资规模居首的城市来说，此类非议或许几近侮辱。任平认为，继乡镇企业、开放型经济之后，苏州目前正处于从第二波模式向第三波模式的转化，即创新增长的第三阶段，其核心特征就是从苏州制造变为苏州创造。
同理，苏州城市居民仍是以工资性收入为主，且总体上滞后于GDP和财政收入的增长。3月份，由任平担任副主编的《苏州之路》一书出版，主编即是苏州市委书记王荣。
原因则被归结为苏州外资带动型的经济发展模式。规模经济的核心是自主创新。
小康不小康，关键在富民。不过，苏州市经济学会会长陆咸对这种总结评价并不高。
陆咸至今记得，乡镇企业改制以后，城乡差别拉大了，对社会事业和农民生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陈楚九如此概括目前实施的富民运动。农民纯收入5.92%的年增幅也低于31个城市6.32%的年均增幅。而经常语出惊人的黄奇帆在一次演讲中给争论火上浇油：苏州人均GDP超过5000美元，但城市居民人均收入才1万多元人民币。
1983年后，陆咸曾奉调组建苏州市政府经济研究中心，并于1991年离休以后加入苏州市经济学会。按照这个逻辑发展是比较圆满的。
但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方世南认为，苏州的问题不能归结到苏州，苏州的问题全国都有。言及此后的变化，陆咸显得有些痛心。
根据陈楚九提供的数字，近三年来，苏州城市居民纯收入的平均增幅为15 %，农村的纯收入增幅也达到了10%。令人注意的则是另外两个变化。
